参政之后的议政很可能切中时弊，但也必然会失去整超脱和宏观监督。那在同一行政系统中的痛快议论，很容易造成言论自由的假象，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一“内循环”再激烈也属于“自言自语”这样的议论，像仲、晏婴这样的杰政治人也能完成，那又何必还要浼请这样一批批的游士过来？

稷门之下，系之侧。今天邵家圈村西南角地下发掘发现，这里有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遗迹。漫步其间，无意中还能捡到瓦当碎片。要说遗迹，什么大大小小的建筑都见过，但在这里却矗立过中国神文化的建筑群，因此让人舍不得离开。

学术争论的最境界，就在于各派充分地展开自己的观之后，又遇到了充分的驳难。结果，谁也不是彻底的胜利者或失败者，各方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同上一个等级。

乎人们意料，这个难题在稷下学解决得很好。

学里的诸不任官职，因此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行政责任。古籍中记载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等，都说明了这个特。稷下学者中只有个别人偶尔被邀参与过一些外事务，那是临时的智能和才借用，算不上真正的参政。

一般认为，参政之后的议政才有效，稷下学断然否定了这看法。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长叹一声。我们在现代争取了很久的学术梦想，原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新构思呢，谁知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实行了，而且实行了一百多年！

不参政，却问政。稷下学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稷下学者的态度很谦虚，而稷下学者也可以随时去找君主。孟是稷下学中很受尊重的人，《孟》一书中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十七之多。齐宣王开始很重视孟的观，后来却觉得不切实用，没有采纳。但这转变，并没有影响孟在学中的地位。

此外，稷下学者们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立场虽然很难在不同的时代完整保持，而那关切大政、一心弘、忧国忧民、勇于谏的品格却被广泛继承下来。反之，那与稷下学格格不的趋炎附势、无视多元、毁损他人、排斥异己的

因此，保持思维对于官场的独立，是稷下学的生命。

齐国朝廷最兴趣的是黄老之学（家），几乎成了稷下学内的第一学问，但这一派学者的荣誉和待遇也没有因此比其他学者。后来三为“祭酒”执掌学政而成为稷下学“老师中的老师”的荀，并不是黄老学者，而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生韩非则是法家的代表人。

五

这样的建筑群倒塌得非常彻底，但与其他建筑群不一样的是，它筑到了历代中国人的心上。稷下学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而终结，接下来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为文化专制主义（亦即文化才主义）开了最恶劣的先例；一百年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乍一看“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很难延续。但是，百家经由稷下学的陶冶，已经“罢黜”不了了。你看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上，中国的整文化结构是儒互补，而且还加来一个佛家；中国的整政治结构是表儒里法，而且还离不开一个兵家。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这所学里，永远无法由一家独霸，也永远不会现真正“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切都是灵动起伏、中庸随和的，偶尔也会偏执和极端，但长不了，很快又走向中。连很多学者的个人格，往往也沉淀着很多“家”有时由佛返儒，有时由儒归，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续着稷下学的丰富、多元和互。

由于统治者的取舍并不影响各派学者的社会地位和言论自由，稷下学里的争鸣也就有了平等的基础。彼此可以争得很激烈，似乎已经火难容，但最后还是达到了共生互补。甚至，一些重要的稷下学者到底属于什么派，越到后来越难于说清楚了。

政府智库的职能，却又如何摆脱政府的控制而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术机构，一个自由的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