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金三角，其父与缅甸政府军作战阵亡，就在那个著名的猫儿河谷战场。他长大后子承父业拿起枪杆子，属于残军第三代。他的命运比父亲稍好一点，打考牙山那阵他是班长，挨了一颗炮弹，两条小腿当时就不知去向，所以他现在安的是假肢。我看他穿着黑颜色长裤，就说能让我看看好吗？他熟练地把裤腿卷起来，我便赫然看到伤兵两条假腿，膝盖以下钉着一尺多长的钢筋螺丝，好像科幻电影中的机器人，叫人毛骨悚然。

赵家旺的住屋是台湾一个什么将军太太，名字叫做某某马莉的女人捐建，那个将军太太还在房门口钉了一块大铜牌，就像广告牌一样，记载许多歌功颂德的句子。我看了很反感，行善就行善，又不是立贞节牌坊，干吗弄得那么招摇过市？

以我眼睛所见，赵家旺家中基本上一贫如洗，没有任何财产。伤兵在屋子中央铺了一床席子，看上去就像展览伤口的专业户。我问他现在靠什么生活？他回答像他这样的A级残废，政府每月发给六千铢泰币补助。我飞快地心算一下，这笔钱相当于月收入一千七百元人民币，比我工资高一倍多。我问他太太做什么工作？他愁眉苦脸地说在外面做一点小生意，每月有一点收入，养不活一家人。

接下来我毫不客气地给他拍了许多照片，提出许多关于金三角和打仗的问题，尤其是有关帕勐山、考牙山的战场细节，他都努力地凭记忆一一作答，表情又殷勤又可怜，我看得出，他力图使我满意，就像水果商贩讨好顾客一样。估摸把赵家旺压榨得差不多的时候，该撤退了，我站起身来，这时候伤兵的脸上现出紧张的神情，因为如果我不给报酬，他也不能上大陆消协告我，这是一种自愿行为。我郑重取出一张面值为一千铢的泰币放在他面前，并祝他安康幸福。我当然知道他不可能幸福，战争注定使他终生痛苦，但是我的话还是要这样虚伪地说给对方听。他双手合十，低头念佛表示感谢。我在荣民队里转了一圈，拍了照片就来到荣誉室。在门前我稍稍犹豫了一下，因为我看见有几双眼睛从里面像猛兽一样炯炯有神地盯住我。那里四个玩牌的伤兵，他们停止玩牌，一齐转过头来把目光投向我这个陌生人，那种目光分明是兴奋和有所期待的。荣誉室最醒目的是两面旗帜，一面是泰国三色旗，与国王画像并列，另一面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孙中山头像并排。墙上还蒙着一匹红布，上面留着那些做了捐赠善事的男女签名。屋子另一头则供着菩萨，燃着香烛。如此组合看上去杂乱无章，不过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关系恰好构成金三角汉人难民的历史和现状，就像树根与枝干的继承关系。

四个伤兵，三个汉人，一个缅甸佧佤，都讲云南话。其中一个余姓汉人年纪较大，有五十开外，他自称四十年前就扛枪打仗，见过李国辉和柳元麟，其余都不过三四十岁，算是年轻一代。他们都是与反政府游击队作战受的伤，而且都被地雷炸断腿。我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大家都伤在腿上？他们争着告诉我，游击队安放许多杀伤地雷，这些地雷是从越南过来的，塑料雷，专炸人腿。人没有了腿自然就打不成仗，也就消除战斗力。我回忆起中越自卫反击战，许多年轻战士躺在医院，他们也是被越南塑料地雷炸断腿的。然后他们又纷纷提起裤腿，向我展览伤口。

提到打仗，伤兵的话多起来，津津乐道，我理解这是士兵人生中最值得夸耀的经历。他们争相讲述打仗故事，讲述受伤和死亡的感受，以及战场亲见亲闻和逸闻趣事。我当然乐意他们争相表现，尽管我知道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问到他们是否每月也得到政府补助六千泰铢时，他们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余老兵忿忿地说，补助定得不公平，他每月只得到一千铢，在座诸位，最多每月也就两三千铢，而那些军官定得就高。言下之意，都一样的伤兵，政府官员没有秉公办事。

我问他们日常都干些什么，做不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互相望望，都提不起精神。余老兵怏怏地回答说，没有事做，女人在外面替人家干活，做点小生意。男人么，就混混日子。